除了私塾外，鹽商也熱衷於捐資修建書院。用來普及和提高一方學子們的文化水平。我國書院開始於唐代。宋元以來。書院日益增多和普及。至明清時期達到了鼎盛。由於有鹽商在財力上的支持。清代揚州的書院迅速得以恢復和重建。三元坊有安定書院，北橋有敬亭書院，北門外有虹橋書院，廣儲門外有梅花書院。童生肄業者,則有課士堂、邗江學舍、廣陵書院;訓蒙則有西門義學、童子義學等等。柳詒徵在《江蘇書院志稿》中說:“兩淮鹽商利甲天下，書院膏火資焉，故揚州之書院，與江寧省會相頡頏，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廣陵三書院，省內外人士鹹得肄業焉。”這些書院、學校的資金大都來自於鹽商。正緣於雄厚的經濟實力，揚州書院的地位與南京書院不相上下。

安定書院是在康熙元年由鹽運使胡文學與一些鹽商共同籌款而建成的。梅花書院是由鹽商馬曰獨自出資興辦的。敬亭書院是由兩淮商人出資在康熙二十二年建成的。擔任過兩淮總商的汪應庚在乾隆元年見揚州學府---江甘學宮歲久傾頹，捐出五萬兩銀子重新修建，使得學宮煥然一新。又拿出二千兩銀子購置祭祖用品和樂器，一萬三千兩銀子購買膏腴之田一千五百畝，作為學田，歸學宮所有，以每年的租稅作為學宮的年修經費及參加鄉試學子的花費。《清稗類鈔》中記載“汪太太捐資助書院”一事，揚州的安定、梅花兩書院，絀於經費，汪太太獨捐資數萬以為之倡。這種類似的零星捐助在推動書院的發展中的作用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書院也就能請到一批一流的學者來此執掌書院。他們有的稱為山長、掌院、院長。安定書院的院長有杭世駿、趙翼、蔣士銓、陳祖范等；梅花書院的院長有姚鼐、茅元銘、胡長齡等。因有眾多名流學者集中於揚州講學，不僅吸引了本地區的生員來書院讀書，而且還有不少是外府、外省的生員來揚就讀。“能文通藝之士萃於兩院極盛”。安、梅兩院為揚州培養了很多人才。如著名經學家段玉裁、訓詁學家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以及後來成名的梁國治、洪亮吉、孫星衍、顧九苞等人，也都是安定書院培養出來的人才；而揚州學派中的劉文淇、凌曙則出身於梅花書院。在嘉慶四年即1809年，梅花書院的生徒洪瑩在殿試中取得了狀元，揚州特意建造了文昌閣，設立了孝廉堂，專門給舉人講課。《揚州畫舫錄．新城北錄》中說姚鼐在梅花書院掌教時“風規雅峻，獎誘後學，賴以成名者甚多。”安定、梅花兩書院確實成為有名於一方的書院。王振孫說:“安梅兩院,自清以來校課士子，不限於一郡一邑，故四方來肄業者，頗多通人碩士，而其後多滿天下者,亦不可勝數。……可謂極人才之盛矣。”由於鹽商們對教育的重視，揚州在清代人才輩出，整個清代揚州府進士總數達348名，而且還有11名一甲進士，揚州成為國內重要的文化發達地區。

揚州的文化教育發達如此，同時又是兩淮的鹽業中心，巨大的資本和財富聚集於揚州，這引起了四面八方眾多文人的嚮往。孔尚任認為天下有五大都會為士大夫必游之地，其中之一就是揚州。文人在這裡“登臨憑弔、交結文人”。此時的揚州“懷才抱藝者莫不寓居於此”。揚州作為文人聚集之城,為許多人所提到,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稱:“揚州為南北要衝，四方賢士大夫無不至此”,在其書中列舉了數百個名聞遐邇寓居於揚州的文人摹刻的名字。因而在謝 《書畫所見錄》中稱:“海內文士,半集淮揚”。確是一種真實的揚州人文場景的寫照。

眾多的文人紛紛遠離故土而聚於揚州，既有因揚州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南來北往極為方便，也有揚州遠離政治中心，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創作的氛圍比較寬鬆等方面的原因。更需要指出的是鹽商豐厚的財力,重視文化知識,不惜千金的風度,對於文人這也是一大吸引力所在。眾多文人在揚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便是鹽商們對於文化作品的慷慨投入。正是鹽商們對眾多詩人、書畫名家的作品的喜好與需求,利用自己的財力收買這些作品,這便成為眾多的書畫名家們創作的經濟動力,同時也無疑促進了揚州書畫市場的出現和形成。據《揚州畫舫錄》一書統計，揚州書畫家有559人之多。這么多數量的書畫家要生活下去，如果沒有書畫市場，沒有鹽商們對此的需求，他們的生存是無法構想的。正如鄭板橋在《署中示舍弟墨》說的:“學詩不成，去而學寫。學寫不成,去而學畫。

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為了生計，書畫家們要寫字作畫。鄭板橋做官前在揚州賣畫,罷官後又在揚州賣畫,“官罷囊空兩袖寒,聊憑賣畫佐朝餐。”李方膺去官後，窮老無依，更肆力於賣畫,以資衣食。金農說過:“今人塗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便懸之於市肆,以易斗米。”他在揚州近二十年,賣書畫自給,歲得千金。揚州鹽商們收購字畫，客觀上給大批書畫家解決了生計問題，從而促使了揚州文化事業的發展。鄭板橋說得好:“但使囊有餘錢,瓮有餘釀,釜有餘糧,取數葉賞心舊紙，放浪吟喔，興要闊，皮要頑，為官靈動勝千官,達到六旬猶少。”書畫賣得出去,生計解決了,即家有餘錢、餘糧、余釀,才能更好地創作書畫。書畫市場的繁榮正是緣於鹽商們的熱情與銀子。也正是緣於這樣的環境、這樣的階層才使得眾多文人因生計、因功名等種種原因來揚州創作、發展。當時的許多文人來揚州欲借鹽商的資金有所建樹,而當時的鹽商亦“喜招名士以自居”，從而使揚州士子稍讀書者寓居於鹽商,即不憂貧，不為衣食生計而煩憂，才能潛心於學術的鑽研和創作。這種風氣無疑使揚州很快成為一座舉足輕重的文化城市。文人因為讀書而能致富，在當時只有在揚州才變成了真實，才變成了可能。

事實也正是如此。鹽商安麓村以“好士”稱,江淮間文士貧不遇者,多依以為生，安麓村始終禮遇之,不稍懈也。安麓村以厚實財力不吝嗇地投向文人的例子很多。在《清稗類鈔》中記載，安麓村刻《書譜》時曾求袁枚題跋。袁枚僅僅寫了“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袁某印可，時年七十有七”數字，安氏就喜出望外，贈二千兩銀子為禮金，一字就值百兩銀子，這種一文千金的交往應酬,也只有揚州的鹽商才具備此實力。另一位著名的鹽商馬曰 ,字秋玉,“所與游者,皆當世名家,四方之士過之,適館授餐,終無倦色。”在《揚州畫舫錄》中,記錄馬曰 供養文人的事例很多。最典型的是杭州人歷鶚,來揚州為馬氏食客,他利用馬氏的藏書，關注於宋人文集、詩話說部以及山經、地誌等，著有《遼史拾遺》、《宋詩紀事》、《南宋雜事詩》、《東城雜記》、《南宋院畫錄》等重要作品,蔚成大家。另一位寄居於馬氏小玲瓏山館的著名史學家全祖望,一度曾得惡疾,馬曰 出千金招聘揚州的著名醫師,加以治療。吳興人姚世玉客死揚州，馬氏出面為其料理後事，並刊刻其所作《蓮花莊集》。在馬曰去世後，袁枚在憑弔其輓詩中曾言“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他用“供養文人過一生”來描述馬曰 與文人交往的一生應該是相當真實而準確的。繼馬曰之後,大鹽商江春、江 兩兄弟承繼了這一風氣。凡士大夫過揚,，問其館於何家,，不曰江春的康山草堂，即紫玲瓏閣。《揚州畫舫錄》卷12稱江氏二兄弟“雅好交遊文人，四方詞人墨客必招致其家，家有大廳可容百人，奇才之士,座中常滿,亦一時之盛。”阮元在江死後所作的輓詩中有兩句“從今名士舟，不向揚州泊。”可見江對名士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除了幾位盛極一時的大鹽商不惜千金供養文人之外,鹽商程晉芳、程夢星也是如此。尤以程晉芳“獨好儒術,購書五萬卷,招致天下高才博學,與共討論,四方賓客、游士輻輳其門,由此交日廣、名日高而家日替,”由於與文人交往花費太多，程晉芳本人又樂善好施予，無償地接濟親朋好友，因而家業更加衰落，最後竟是貧不能自給。與名士的交往達到了痴迷的境界，甚至令自己到了山窮水盡、傾家蕩產的程度，這在其他任何商業城市都是極難想像出來的。

由於鹽商們的厚實財力、熱情邀請、真誠相待、眾多的藏書、舒適的條件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鹽商周圍集結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其中不少是名盛一時的學者、詩人、畫家。正是由於鹽商們的召集與資助，使得他們在一種無憂的環境下舒暢地生活和全心地創作，也使得揚州形成了自己的畫派和學派，文化顯示出了空前的繁榮，揚州成了與其經濟位置相稱的文化中心，湧現了一批名垂千古的作品與著作，為後人積累了極豐富的精神文化遺產，也成為今日揚州的寶貴歷史文化財富。這種建立於鹽商財力基礎上的文化繁榮隨著鹽商財力的衰減而漸漸地沒落。當鹽商完全退出歷史舞台時，揚州再也沒有吸引全國一流文化名人的引力，也失去了東南文化中心的位置。但是，昔日創建的文化豐碑與幾百年形成的文化氛圍和積澱至今還在影響著揚州文化的發展與前進，成為揚州建設文化名城的歷史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評說鹽商對揚州社會文化的影響，應該是積極的，也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編輯本段鹽商經濟與揚州文化

經濟的繁榮與變動，對社會文化是有力的拉動。唐代揚州最稱富庶，是人文薈萃之區，許多詩人為揚州所吸引，聯翩而至，寫下了為數甚多的歌詠揚州的詩篇。“煙花三月下揚州”，“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十里長街市井連”，“夜市千燈照碧雲”，“夜橋燈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鬥牛”等華章名句，道盡了揚州的繁華，也留下了歷史的記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揚州洋溢出的青春氣息，給詩人們以極大的感染，對他們的詩風有良好的影響，只要遍讀一下唐代詩人的揚州詩，就會得到深刻的印象。

經濟對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葉體現得最為明顯而具體。清代揚州學派成就巨大，有人認為，這反映了另一面：懾於清政府文字獄的嚴密，使學者不得不向故紙堆中討生活。其實這是一面之詞。懾於文字獄，可以表現的形態很多，怎能因此而造成學術上的登峰造極。實事求是地說，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當時“政局穩定，生活安全，使學者有餘裕以自厲其學”。這就是說，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經濟發展，學者不需為日常生活發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學問。當時揚州的經濟，確能有這樣的保證。還需注意到，清代與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經濟繁榮，還產生了一些士商關係的變化，士和商不再是兩不相干的階層，而是士商合流或亦儒亦商。與揚州學派有淵源關係的戴震，父親是徽州市商，戴震少時曾跟隨父親在外經商。揚州學派中阮元的母親出身鹽商家庭，凌廷堪是徽商之子，年輕時有過經商的經歷；汪中年輕時是揚州一家書店的店員，也是學商的。《揚州畫舫錄》記載過一位經學家紐樹玉，是一個販運木材的行商，“每負販往來，必經邗上（揚州），留與邑中經學之士講論數日乃去。”真是做生意不忘治學。社會經濟富裕，商人富有，學者間富於同情和互動，加上這種社會環境中的思想較為解放，學術昌盛就有其必然性。當時相繼而起揚州畫派、廣陵詞派、廣陵琴派、廣陵棋派、揚州曲藝等等，都是這一土壤的產物，揚州有廣闊的文化市場。

商人，主要是揚州鹽商，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使轉而向文化發展。一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由商人而進入文化人之林；一是扶持社會文化事業，樂於出錢出力。具體的一些人物和活動，已成為揚州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如著名的“揚州二馬”，“富藏書，喜結交文士”，為學者的撰述提供種種方便，並為他們刻書流傳，他們自己也有著作傳世，至今為人所稱道。鹽商們對揚州教育事業的關注，尤有普遍意義。顯著的例子如雍正末年，“二馬”之一的馬曰琯獨力重修揚州著名的梅花書院。乾隆初，汪應庚捐資五萬餘金重修揚州府學，又捐銀一萬三千餘兩，“置學田一千五百畝”，“以待學宮歲修及助鄉試資斧”。嘉靖間，洪箴遠捐資在揚州十二門各修義學一所，供貧家子弟入學。書院學府培育了不少人才，汪中即是進入鹽商出資興辦的書院讀書，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當時揚州的安定、梅花書院，儀征的樂儀書院等，均隸屬於鹽運使管轄，以財賦之餘培育人才，教師的待遇亦較他處為優。鹽運使的財賦來自鹽商，揚州的書院全靠鹽商財力支持。這本身就是優良的文化傳統。

康熙時命曹寅在揚州主持輯校刊刻《全唐詩》和《佩文韻府》，乾隆時在揚州彙編《曲海》和雕琢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圖》，頒賜的揚州文匯閣《四庫全書》要由兩淮鹽運使負責管理，這固然由於揚州的雕版印刷、漆玉工藝的水平十分精湛，各種人才聚集，但根本的一點，還是借重揚州的財力，主要是鹽商的財力。

大造園林在鹽商中蔚然成風，有“揚州園林甲天下”之稱。現在揚州的園林，多是那時留存下來的。園林風格豪放與婉約兼蓄，創造了一種富有揚州個性的園林文化。

消費的需要帶動了消費的產生。當時揚州的茶樓、酒肆、浴室、書場、戲台遍及城鄉，在全國首屈一指，形成並逐步豐富了一種消費文化，淮揚菜系臻於成熟，搓背、修腳有了規範，由滿足口腹之慾和人體之需上升為有美學意味的藝術。這又反過來引起人們的休閒興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飲茶和沐浴），成為普遍的生活現象，並在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一種精緻來。

揚州經濟在揚州文化上的體現，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的。揚州是交通發達的地區。隋唐以來，由於運河的開鑿和充分利用，地處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和運河長江交匯處的揚州，成為南北河運、東西江運水陸交通的總樞紐。優越的交通地理位置，造成了揚州經濟的繁榮和發達，促進了揚州與國內外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