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清朝的其他成功商人一樣，揚州鹽商也熱衷於捐官。據統計，從順治元年至嘉慶七年（1644-1802）先後有180個鹽商家庭成員通過捐納得官。⑽但這只是他們獲取社會地位的一種捷徑而已，鹽商們並不滿足於此，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改變自己商人的屬性，真正進入到統治階層。因此，他們普遍致力於培養自己的子弟業儒仕進，通過科舉的途徑得到功名，反映出濃厚的崇儒情節。雖然現在無法確切地統計出有多少揚州鹽商家庭成員成為士大夫進而進入統治階級，然而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呈現出當時他們社會流動的一般趨勢：平均鹽商家庭經過兩代或三代之後，即非原先同樣的社會身份，多數鹽商家庭達到小康時，年輕的成員就被鼓勵從事學業，最終目的便是從政。值得注目的是，人數約三百或更少的鹽商家庭，在順治三年至嘉慶七年（1646-1802）間，造就了139個進士和208個舉人。這些進入統治階層的鹽商子弟，便成為了揚州鹽商在政壇的一支重要嫡系力量，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古人評價杭、蘇、揚三座繁華城市時曾說：“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圓亭勝。三者鼎盛，不可軒輊。”（《揚州畫舫錄》卷六）“雖有人作，宛如天工”的揚州園林多數是鹽商營造的。馬秋玉在揚州東關街建造了一處專門招待文化人的“街南書屋”，實際上是一處有十二個景點的園林式住宅。書屋園內有一不加雕琢而具備透、絕、瘦三字之奇的太湖石，故取名為小玲瓏山館。園內景色幽深，藏書百櫥。當世名家厲鄂、全祖望、杭世駿皆在此讀書、校書、著書過。全祖望在這裡完成了《困學紀聞三箋》，厲鄂在這裡完成了《宋詩記事》。此外，鹽商建造的園林還有鮑志道的“西園曲水”、喬國楨的“東園”、鄭俠如的“休圓”和陳靜齋的“梅莊”以及黃應泰的“個圓”。它們或居山臨水、宏闊顯敞，或輕盈多姿、空靈玉立，或板橋竹影、清麗常春。在這些園林泉石、修竹茂林間，鹽商們常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果盒、茶食盒各一。邀請詩人畫家作詩作畫，詩成即發刻，幾天后詩書出版發行於市肆中。正如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說：“揚州詩文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篠園及鄭氏休園為最勝。”

這就是揚州鹽商，相對於同時代的晉商而言，風流儒雅，品位自高。他們鍾情於在平常生活的尋覓閒逸情趣，洗滌盪盡了他們身上的市儈習氣。而晉商卻被譏笑為“高低鑲鞋踩爛泥，羊頭袍子腳跟齊，沖人一陣蔥椒氣，不待聞聲識老西”。僅從晉商的住宅就可看出，它與鹽商園林式住宅有著不同的風格與氣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復盛公是赫赫有名的大晉商喬貴發，其喬家大院曾是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拍攝場景。大院整體呈雙“喜”字型。共有6個大院，12個小院，313間，院內觸目皆是“招財進寶”、“麒麟送子”、“天官賜福”之類的磚雕或木刻。盡顯奢侈考究，但缺乏園林的那種雅味。而且處處體現了誇耀、傲慢、趨利而為的粗陋習氣。　　

揚州鹽商最大的貢獻就是修建和資助書院。乾隆初，汪應庚捐資五萬金重修揚州府學，馬氏出重金修著名的梅花書院。當時廣儲門外的梅花書院、三元坊的安定書院、府東的資政書院、府西的維揚書院和儀征的樂儀書院均靠鹽商財力支撐。學院教授的聘金是非常高的，地位也很高。大多都是進士出身，或是名望很高的文人。這也是初入揚州無奈賣畫的鄭板橋所羨慕的職業，只是當時的鄭板橋毫無名望罷了。書院的繁榮，文人的薈萃，開清朝一代風氣的學術、詩文名家皆來過揚州，濃厚的學術氛圍逐漸形成了秩然可觀的“揚州學派”。已故當代學者張舜徽評價說：“清代學術，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這不能不說與揚州鹽商雄厚的財力和招攬天下文人墨客的儒雅有關。而晉商則很少有雅興與文人交往，更不願將自己辛苦賺來的錢投資在毫無利潤可撈的教育事業上。他們有種特別“土”的理財方法，就是將大部分賺來的錢幣窖藏起來，以備不測。這也許是以前晉商窖藏糧食的遺風所濡。“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是山西商人恪守的信條。他們寧願將錢幣藏在窖里，既不願也懶得在賺錢存錢之外花費更大的精力。　　

　

購銷差價獲巨利

清代有三大商人集團，山西的票商、廣東的進出口商，還有揚州鹽商，其中利潤最高、實力最為雄厚的還是揚州鹽商。但鹽的價格卻很低廉，鹽商又是怎么從價格低廉的食鹽中賺得利潤呢？這就需要先了解一下當時鹽業的運作方式。

從漢朝開始，政府就採取了鹽的專賣制度，也就是說，商人們要想從事鹽的買賣，必須得到政府的特別許可，歷代王朝都從這項鹽業專賣制度中獲取了巨額的稅收。到了清代,這種制度依舊被延續下來，揚州鹽商們要獲得政府的特別許可而從事鹽業的經營，就必須獲得食鹽專賣的憑證---“鹽引”。

“鹽引”俗稱“窩子”，是清代食鹽專賣的憑證。鹽商們獲得鹽引之後，必須到指定的地區去販賣食鹽，兩淮鹽區包括6個省，它們是江蘇、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離揚州不遠的儀征是清代兩淮鹽業的運輸集散地，當時這裡集中了無數的運輸食鹽的大小船隻，每年4月，兩淮鹽業的主管官員都要率領各大鹽商到這裡集中，舉行開江大典。從這天起，兩淮鹽商的鹽船便開往湖南、湖北、江西等政府指定的銷售地點。

食鹽在運銷的過程中，必須統一使用官方發放的口袋，每袋稱為一引，引是一個計量單位，但時代不同，引和斤的換算比例也有很大差異。

兩淮地區是當時中國食鹽消費量最大的地區，以乾隆朝為例，兩淮地區每年核定的食鹽運銷總量為180萬引。以一引364斤計算，180萬引就是6500多萬斤鹽。鹽商們在兩淮鹽場的收購價格為一斤5文錢左右，而銷售到消費者手中的價格為每斤二三十文錢，毛利達到約500%。而揚州鹽商正是從這懸殊極大的購銷差價中獲得了驚人的財富。

據統計，除去政府稅收、運輸、銷售的成本，揚州鹽商每年實際獲利達到750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僅為4500萬兩，也就是說,揚州鹽商的收入相當於清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揚州鹽商的運作資本更是達到7500萬兩，而當時掌管中央政府財政大權戶部的庫存銀兩也就是七八千萬兩白銀。鹽商獲得了巨額利潤的同時，清政府也獲得了大量的稅收。　　

官商協調靠總商

鹽業生意未必一本萬利，鹽商們如果經營不善也會破產，甚至會遭遇災難。為避免破產的鹽商影響政府稅收，清政府設立了總商制度。

總商是介於官商之間的人，是鹽商和政府之間的協調者。一方面他有政府專員的身份，有管理其他鹽商的權力，另一方面他也是鹽商們的代表，代表鹽商的利益。在總商制度下，如果有鹽商拖欠稅收的，就由總商帶領其他鹽商共同陪補，有了總商，政府的稅收也就有了保證。此外，如果政府需要鹽商們額外掏腰包的時候，也先通知總商，讓總商向下攤派。

汪應庚是個富甲一方的總商，同時他也是揚州鹽商中捐助社會公益事業最慷慨的人，這讓他在崇尚奢靡生活的揚州鹽商中顯得卓爾不群。乾隆年間，揚州發生旱災、水災，汪應庚拿出十幾萬兩白銀救助災民，被他救助過的災民數量達960萬人。除了救助災民，汪應庚還熱心於教育事業。

汪應庚對於揚州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不少幫助，捐出五萬多兩銀子來修州學。另外，他買了1000多畝土地，作為教育基金，府學經費不夠的時候拿來調劑。

汪應庚還多次捐贈棉衣給育嬰堂，同時他還出錢幫助提高育嬰堂員工的薪水。汪應庚還在當地大明寺的東面，揚州蜀岡之上種植了大量松樹，名為“萬松嶺”，他也被人們稱為“萬松居士”。據嘉慶《揚州府志》記載，汪應庚死的時候,無數揚州居民為他送葬，哭聲震天，揚州人還在平山堂為他塑像，和歐陽修一樣，年年拜祭。

自隋唐以來，東南有三大政，曰漕政、鹽政、河政，揚州及其周圍的兩淮地區，處於這三大要政的衝要之地，遂成為東南一大都會。揚州北臨淮河、南拒長江，處於長江與南北大運河的交匯點。“以地利言之，則襟帶淮泗，鎖鑰吳越，自荊襄而東下，屹為巨鎮，漕艘貢篚，歲至京師必於此焉是達。鹽業之利，邦賦攸賴。若其人文之盛，尤史不絕書。”揚州成為全國著名的交通、經濟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交通的發達，以鹽業為中心的社會商品經濟的繁榮，南北文化在此交匯，促進了揚州的文化發展。揚州是歷史文化名城，素有“人文薈萃”之稱。“懷才抱藝者莫不寓居於此，四方賢士大夫無不至此。”正是歷史的真實寫照。這種格局的形成,除交通條件、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與經濟條件，特別是明清時期兩淮鹽商對文化事業的支持，有著極大的關係。

鹽商雖然有著足夠的財力用於自身的享受和經營，但很難說每個都有足夠的實力來保證自己的社會身份、個人地位與家族聲譽受到社會的尊重，因而鹽商為了確保個人成功感的滿足及自身的社會聲譽，常常採用興辦學校、結交文人、招致名士、收買字畫、收藏名物、扶助貧士、刊刻貯藏圖書等種種文化活動來達到此目的。這些文化活動從主觀上是為了滿足自己對社會地位的心理追求或個人的學術愛好，但客觀上推動了揚州文化事業的一度繁榮。應該說明清時期，揚州城市文化走向又一個顛峰確實是與此時的鹽商厚實的財力有著極大的關係。日本史學家寺田隆信在其《山西商人研究》一書中說:“正是由於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在財力上的支持，揚州才在文化上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鹽商對文化教育事業非常重視,而且相當捨得投入。很多鹽商家中都有私塾。專門聘請一些學者來家中坐館教書。這種私塾是專門用來教育自己子女的學校。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們也常常請比較有名的教師來上課。當然所花費用也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