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鹽商》中，起初在乾隆皇帝那磕頭作保的兩淮鹽政阿克占終沒成為全劇扭轉乾坤的頭號人物，真正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角色卻是揚州鹽務總商汪朝宗。這一反這么多年來的文學、戲劇、影視業已形成的創作規律，顧命欽差不再是救世主反而更多時候是要充當整個戲中的反面力量，飽受壓榨的鹽商們執民生為柄，對朝廷的苛政苛行做了一輪可歌可泣的抗爭。這其間，一直都在傳統文學創作中充當反面角色的鹽商們結成了勢力，沒有了舊式戲劇中的“仁政、德治”的祈望，而是要借汪朝宗拚死上書乾隆要求重新建立鹽業規則打破“提引”制度，做了一次事關商界、民生、國運的理想化抗爭。

假若真引經據典把歷史上真實的“兩淮鹽引案”搬上銀屏，想必這裡面真正吸引人眼球的部分永遠是其間的“官爭”與“權弄”，畢竟這裡面裹進來的大人物便有和珅、紀曉嵐、盧見曾、劉統勛之重，都是響噹噹的名號，任誰也不會想到會以汪朝宗這在整個體系里微不足道的鹽商來主唱這場大戲。汪朝宗，原型人物應該是乾隆時期江南頭號鹽商江春，史上三次進京為皇太后祝壽，兩次在乾隆下江南時捐修行宮，官拜一品布政使銜可謂是風頭一時無倆。

可即便如此，江南鹽引案還是把他拖下了泥潭，日後家道不興市道也不旺，落魄到連續讓乾隆出面救濟的地步，再不復昔日光景。由此可見，“兩淮鹽引案”的政商影響有多大，大到兩淮鹽商十去八九，大到盧見曾赴死紀曉嵐流放，大到一百多號大小官吏都為之掉了腦袋……所以說史上真實案件的傳奇色彩是當下文字難以言之三兩成的，拎出一半來講講也遠比那些什麼四大奇案、八大奇案精彩得多，之所以幾百年來不為人所重視，原因只是此乃商人們的隱痛，扯出的政商關係永遠都是噩夢般的死結，坊間戲班子與江湖藝人們是絕不願當著金主們的面去揭這重瘡疤的。

《大清鹽商》不是站在商人立場大唱讚歌的戲，而是要借著這複雜的政商關係去痛陳其弊端，施政者們的欲望才是這股金融漩渦的源頭，大貪巨腐與奢靡浪費也均隨之而來，並不能單憑一兩宗案子清理幾個蛀蟲便能解決全部問題。所以，不奸不足以為商，不頑不足以安身，這裡面會有一個自上而下的因果效應。細看一下這中間的枝節便有些端倪浮現，鹽商們第一要繳納的是“營金”，也就是鹽業專營的規模性銀兩；其二要繳納的則是“鹽稅”，性質是依照出貨量多少向朝廷繳納的稅負；其三要分繳漕運、保全、陸憑、穿省等一系列專項費用，都是地方政府為補充府庫的收支性銀兩；其四，還要承擔一大筆孝敬地方各級官員們的“養廉”銀子，這部分支出不入戶部與財輸的帳而直接被一一送達衙門分發。

但在電視劇中，我們又知道了一項支出“提引”，也就是“帑銀”，這部分其實並不是戶部掌管的正規財政收入，而屬於內務府管理的“小金庫”，是皇帝增發“提引”計畫，通過的孝敬作為其揮霍的專項資金。有了這自上而下，自內而外的一系列龐雜的支出，可見其間的餘利有多大，而鹽商們的負擔又有多重。想一想，清代兩淮鹽業的稅收能占到全國稅收的四分之一，這巨大的財富空間幾乎算的上是國之“命脈”，誰又不想擠進這個看似繁華的漩渦里分一杯羹。

貪腐，一度是全劇最初力主清肅的頑症，令阿克占領命赴江南清查鹽案，幾乎就令事件篇幅靠攏向“揚州無戰事”，可是等到阿克占真到了揚州履任而揚州鹽業也為之人心惶惶之後，整個戲劇也就發生了一個巨大的顛覆。兩淮鹽業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誰拿走了多少銀子誰動了皇帝煎鍋上的烙餅，而是缺少一個明晰的制度來給予上下制約，完全憑人情理事，從乾隆到地方官無不如此，而鹽商們也唯能憑不斷的人情孝敬來保全自己不受其害，促成了貪腐成為了約定俗成的習慣，並不斷加劇家中。所以憑此變化看來，《大清鹽商》的寓言式解讀也是成立的，對現實中的當下中國社會也有著很深層的影照性，是以民生為引呼籲法制社會的儘早實現，讓政商關係能在一個法律與制度的框架內更加健康的被建立，當然，這仍只是個祈望，要看整個施政體憑怎樣的方式來實現。

《大清鹽商》中可謂是名角名家雲集，幕前幕後陣容可謂是相當之豪華，張嘉譯所飾演的義商汪朝宗與張志堅所扮演的新鹽政大臣阿克占可以說是針鋒相對的兩大敵手，對弈精彩，演技精湛。而倪大紅飾演的乾隆與霍青飾演的鹽運使盧德恭則也功力深厚，一行一動之間城府立見，也堪稱亮點。而更難能可貴的是出演阿克占師爺何思聖的郭曉峰，老成持重，無時不在展現著自身睿智的一面，給予阿克占這個過於強硬的角色以很多戲劇意義上的彈性彌補，算得上是點睛式的人物。

整個2014年年末，韓曉軍連續以《四十九日·祭》、《鏢門》和《大清鹽商》數部歷史大戲輪播，可以說是風頭正勁，來勢洶洶，讓業內外真正重視起了他的導演功力與創作銳氣。在導演層面，他很重視畫面呈現，對鏡頭語言的訴求要更加極致一些，這一點與他身後推動的名師張黎有著相得益彰的契合。這一點，在《大清鹽商》的拍攝中顯得格外鮮明，畫裡畫外都在盡溯歷史美學與江南風情，時時都有視覺層面的生花妙筆，讓人讚嘆。